党的创始人陈独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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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当高尚德带来陈独秀等人的意见到来后，以谭平山为首的广东区委立即召开会议，同鲍罗廷进行了长达几天时间的反复辩论，明确主张，即使不退出国民党，也应该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尤其应该拒绝在工人部和农民部工作，否则无法独立地出面争取和保护工农的利益。会议并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做出决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涉及有关地区性的问题时，鲍罗廷只能参加由谭平山、冯菊坡、周恩来等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并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进行工作；涉及全国及全党性的问题，鲍罗廷则必须与中共中央代表协商，并报中共中央同意。

由于10月中旬突然爆发了广州商团叛乱事件，10月下旬又突然发生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中共中央以及广东党组织与鲍罗廷之间的冲突，不得不暂时地搁置起来了。但到一个多月后，即维经斯基再度来到北京和上海，先后参加了12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和1925年1月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个问题仍旧成为陈独秀等人突出抱怨的一个重点。

1924年12月上旬，维经斯基同陈独秀等在上海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其中的一些谈话内容很清楚地反映出了陈独秀对鲍罗廷乃至对共产国际的某些不满。陈独秀等人不仅对鲍罗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也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表示了极大的困惑。陈独秀明确说：我们给他送去了许多决议，发去了许多电报，他从来不予答复。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工作。他在广州非常清楚地知道，整个国民党的工作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做的。他的理由是，在中国，在现在这个时期，一切工作都必须通过国民党。如果共产党员想要进行工作，他们可以在国民党内进行。因此，他从来不谈共产党的工作，甚至答应给张国焘的1000元，也是通过孙中山给的。事实上，不仅是鲍罗廷，就是共产国际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我们每个月只能得到1000元来搞中国的全部工作。中国的国土如此之大，派一个人到北京去，就得给他一百元，没有钱就办不成这件事。香港一家微不足道的国民党的报纸，每月却能够得到2000元来写文章反对我们。用于黄埔军校和国民党组织的开支，苏联一年提供的费用就达到200万元。而我们甚至没有经费为党的机关报《向导》在报纸上做广告，没有办法把它们免费散发到更多的工人手中，因为每期如果不卖到五六分钱就无法维持出版。

不难看出，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其他共产党人，在涉及到共产党切身利益和政治立场的问题上，没有谁真的能够做到“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他们不仅对鲍罗廷，就是对莫斯科也颇多怨言。他们相信，莫斯科过分重视国民党了，共产党的发展不该受制于鲍罗廷。值得注意的是，维经斯基事实上是倾向于支持陈独秀的，他告诉他们，莫斯科并不等于共产国际，共产党没有必要听鲍罗廷的，它应当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而不能一心不乱地为国民党做苦力。

让大多数中共党史著作津津乐道的中共四大，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它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共产党自身独立性和斗争性的决议。尤其是陈独秀起草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突出地表达了陈独秀这时对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看法。它明确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着胜利”。反对资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担任，宣称革命成功即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左倾；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忘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便是右倾。

据此，决议案明确认为：国民党固然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决不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全部。“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会议由此做出决定：“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当然，会议对五月扩大会议决议也有修正，如规定今后必须独立地组织工农的同时，不再笼统地反对中共党员及在中共指导下的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只是强调：非工作需要不再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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